有道是：“树活一层皮，人活一副脸。”说的是人生在世，要活得脸上有光，有头有面。可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里，我的那位居住在乡村的大舅爷，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为了一口饭食，就会顾不上自己的颜面，不得不去干着一些低三下四，有失亲朋戚友面子的事。
可以说，在我年少的印象中，大舅爷为了生存下去，讨米、卖字、赶脚猪等卑微的事都做过。那时节，大舅爷"厚着脸皮”为自己的饭食而奔波，已将当时农村那种贫穷的生活演绎得淋漓尽致！
大舅爷早年丧妻，中年时期找了一个拖儿带女的二婚妻子。二婚妻子娶进家以后，屋里吃茶饭的人多，生产队分下来的口粮，经常是接不上茬，吃了上餐无下餐。每每遇到这种"穷途末路"的时候，大舅爷就会毫不犹豫地挎着一只自己亲手缝制的白大布袋子，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地乞讨起来。如果有人劝他不要外出讨米，莫丢亲友的脸，大舅爷就会回击对方说：“顾得了脸皮，就会饿了肚皮。”
在那种年代，为了一家人的饭食，乞讨的人屡见不鲜，大舅爷觉得自己讨米也不丢人。但他每次乞讨到我们村里以后，就回避着我们一家人，生怕我父亲看见了，说他丢人显眼。我大舅爷知道，我父亲一生中最瞧不起，也最反对那种靠施舍过日子的人。
大舅爷不觉得自己是在靠施舍过日子。那个时代，他没有办法，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他只能那么做。“厚着脸皮”乞讨，总比困在家里饿死好！
那些年，生活窘迫，农村人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就是每家每户都会做一个猪栏，养几头猪。谁都清楚，养猪就得有猪婆下崽，要想猪婆下崽，就得靠脚猪交配。那时节，大舅爷除了讨米外，还赶脚猪。脚猪就是普通话中说的猪公。当时，有的人认为，赶脚猪是一种丢人的丑事。大舅爷却不以为然。他觉得，有人要喂猪，就必须要有母猪下崽，要有母猪下崽，就必须有人赶脚猪配种。
大舅爷喂养了一头高大的脚猪。脚猪屁股胯下的两腿之间，挂着一只蒸钵大的卵泡，长长的，好像可以触及地似的。每次，大舅爷穿着一双烂布鞋，背着一只装米白大布袋子，打着一把烂布伞，拿着一根长竹枝，赶着脚猪外出交配时，那只脚猪带着那只大卵泡，一路上，嘴里"哼哧哼哧”不停，两边的垂涎直冒出一串串白泡泡，就像冒出了一朵朵白棉絮。
说实在的，"食和性”是人畜的本能，当时那种猥琐的情形，把大舅爷渴望饭食，脚猪渴望色乐的本能，暴露得一览无余。大舅爷通过赶脚猪，需要的是换取饭食，而脚猪子需要的是通过交配，换取短暂的“性”快乐。
那时节，我在学校里读书，有人在同学面前，说我大舅爷是赶猪的，我就觉得羞死人了，巴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回到家里，我责怪母亲，为什么不劝劝她大哥，不做那种赶脚猪的事。母亲却叹着气说：“唉，你大舅爷可怜，这年头，家里太困难，他这是没有法子的事呀！”
难怪有人说，人生下来容易，活下去不容易。我从大舅爷的生活中，总算明白了人生的艰难。那时节，贫穷的农村生活，改变了多少人的梦想，扼制了多少人的发展，扭曲了多少人的形象！
听我母亲说，大舅爷小的时候喜欢帮人做好事，从不图回报的。读私塾的时候，大舅爷因家里当时是一个有名的大户人家，出钱拜在一位名书法家的门下，学会写得了一手好墨笔字。年轻的时候，大舅爷逢年过节，经常主动上门，为方圆几十里的乡亲们，免费写春联。后来，他成家立业，家庭陷入到了贫困的景况之后，他为乡亲们写春联就开始要钱了。每到逢年过节，大舅爷不是在街头摆摊设点写春联收费，就是赖在乡亲们家里，写春联，不付钱不走。乡里乡亲的，大家那时拿他没有办法哩。
天寒地冻的，大舅爷的手容易长冻疮。每年冬季，大舅爷的手都生了冻疮，手指肿得像红萝卜似的，手背肿得像面包似的。冻疮严重的时候，手背上烂得黄水直流。大舅爷每次给别人写春联，伸手呵气的时候，乡亲们看见他溃烂的手，都是很同情和心痛，等他写完春联，就都多塞给了他一点钱。大舅爷也没有拒绝，一个劲地表示了感谢！
似水流年，岁月无痕。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大舅爷在小镇上找 一份被人瞧不起的掏粪工工作。一担粪桶，一把粪瓢，一辆粪箱板车，伴随着他在大街小巷里，奔波了好几年，忙碌了好几年！人的身体不是铁打的，终于在一年的夏天，大舅爷累倒在了镇上的一个公厕里，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大舅爷倒在厕所里，临落气之际还说了一句话：“我活得好累……"
几个月以后，神州大地上，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母亲望着她大哥的遗像对我说：“你那可怜与命苦的大舅爷，是倒在了改革开放的前夕，是倒在了贫穷落后的岁月里。”
我泪奔了，想想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