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眨眼功夫，又过新年。

我问儿女们：“拜年去不？”小辈们齐刷刷地回答：“去！”这是意料之中，因为现在拜年多轻松啊！

  我小时候也喜欢跟随大人们外出拜年的，图的是能享享口福打打牙祭吃顿饱饭。但那时拜年可不轻松喽，不仅交通不便，几十里路程全靠两脚徒步丈量，而且还要带上拜年礼物。幼年时，我走不了那么远路，走一阵子累了，爹便蹲下身子招呼着：“来，爹背你一阵。”我虽然舒服了，可爹背着我翻山越岭累得直喘粗气。娘心疼爹，上来哄着我：“伢子，下来自己走，待会多给糖给你吃。”我想到有糖吃，心里乐开了花，满口答应：“要得，我下来自己走，多吃糖！”当天阴雨绵绵，泥泞的山路滑溜溜。我挣脱娘牵着我的手，撒腿小跑开去，一不留神，滑上一脚，跌跌撞撞摔倒下去。爹箭步冲将过来想要扶住我，说时迟，那时快，没能把我扶住，连他自己也摔倒在地，手上提着的拜年礼——一块猪肉、一封糖包也摔了。娘把我扶起，叮嘱我：“站好，别再摔着。”然后蹲身下去捡起那块满是黄泥的猪肉递给爹，再又和着泥沙一把一把地捧起摔散的白糖，小心翼翼地放到摔烂的包裹纸上包裹好。现在想来，那肉那糖咋吃啊？我年少不知痛，往衣服裤子擦干两手泥巴，便迈步前行，却被娘一把拽住：“走啥？你走又得摔跤。来，娘背你。”就这样，娘把我背到了外婆家的院门口。我喜欢外婆，总是给我好吃的，总能让我开心。“外婆！”我大喊一声，高兴得手舞足蹈，结果连同将娘一起摔倒在地。门外张望的外婆见着，急急忙忙赶过来，埋怨着说：“看你们这一家人摔的，都成泥人了。雨天路滑不好走，改天来拜年不行啊？”老人家一把抱着我：“崽崽没摔伤吧？”

  我懂事时，乡下有了一些“经销店” 和“代销店” ，给我们拜年方便了不少，每次快到亲戚家门口，才在“经销店” 和“代销店” 买上拜年礼物，免得从家里带而一路艰辛。我记得爹娘买糖封时，都对店主说：“称八两一封的。”我奇怪地问：“咋不称一斤一封的？”娘被我问个满脸通红，拉我走到一处角落悄悄告诉我：“蠢崽，我称八两也是一封，人家难道晓得我这不是一斤一封的呀？我们省下几角钱，好买笔让你读书写字。”这次我们是去姑妈家拜年，快到时，也进了附近的一家“代销店” 。“给我称几封糖。”爹刚说完，我接着补充：“称八两一封的。”爹睁圆两眼凶巴巴地呵斥我：“大人办事，细伢子莫打岔。去，滚一边去！”我委屈地跟娘说：“你们不是常买八两一封的糖包拜年礼么？”娘当即没有回答我，直至回到家里才告诉说：“买糖封拜年是有区别的，去一般亲戚家买八两一封的，而去主要亲戚家呢，则要买一斤一封的。懂不喽，崽崽？”

 我处对象时，头一届去对象家拜年，那可得挑上两大担呢。改革开发初期，农村实行了土地承包联产责任制，农民在埋怨声中获得了更大的自由，获取了更多的利益。用我们爹娘的话说，能有饭吃，能有衣穿了。那时，我一个农村小伙子，刚刚20岁就处了对象。去对象家拜年，年礼没省着，给对象爷爷奶奶及父母的年礼就有一大担：两块大肥肉，三条中档香烟，四对瓶装酒，五样糕点，六包糖封，等等，我挑着挺沉的，一路汗湿了衣衫。还有去对象家的伯叔和舅家以及三大姑四大姨家的拜年礼，更是重重的一担，由我请着身强体壮的表哥担去的哪！

  这之后，拜年礼逐渐地发生变化，一般不用猪肉作拜年礼了，因为一块猪肉年礼送到这家、拿到那家，送来拿去的十多天，几乎变了颜色有了臭味；也不用糖封了，因为大家都晓得吃糖多了会影响身体健康，等等。替而代之的是烟、酒、保健品之类，遗憾的是一时间假烟、假酒、假保健品泛滥，没几年，又改了，人们只好直接用现金做红包作为拜年礼了。几年前，随着微信和支付宝等的普及，不少人则改用微信红包或转账支付宝红包作拜年红包礼了。而现今，时兴人到人情到的拜年礼了，同辈之间，相互走动，聚聚吃顿饭就可以了。对长辈，则仍要敬上红包礼金作拜年礼的。去年，我去三舅家拜年，习惯性地忘了带现金。我对表弟说：“老表，我身上没现金，给你妈妈的拜年红包，只能用支付宝转账给你了。”三舅妈一听，立马掏出手机来，瞪我一眼，张开无牙的老嘴，管不住风地说我：“这伢子，微信转拜年红包，直接转给我嘛。”我惊奇地打量着古稀的三舅妈，说：“舅妈，你开玩笑吧，你会玩微信？”三舅妈靠近我，指指手上的智能手机：“你小子瞧不起舅妈是不？来，扫舅妈微信收款码。”我奇了怪了，也真的服了：三舅妈根本就不识多少字，咋就还学会了玩智能手机呢？

 今年还差几天过年了，我早已心下盘算，要多去亲戚朋友家走动拜年，不考虑年礼，但心意务必要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