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记事，到改革开放之前，这些年，我们全家老少三代人基本上是过着“吃不饱”的穷苦、心酸的日子。

特别是1959年到1961年这“三年自然灾害”即“三年困难时期”，“吃饭”的问题，简直是雪上加冰，更加严重！

我家8口人，父亲是生产队的壮劳动力、整劳动力，奶奶、妈妈做家务，姐姐学开拖拉机，哥哥、我、弟弟、妹妹读书。每天吃粮靠生产队为每人发放3两带土粒的瘪高粱。读中学的哥哥和我，每天下午第二节课结束，就跟班主任老师请假回来——步行10里路，先到生产队领高粱，然后到碾坊排号、抱碾杆把瘪高梁碾碎了送回家。我再到三里远的地里，去接挖苣麻菜的奶奶。

我挑回来两筐苣麻菜，交给妈妈，然后在院子的锅里煮。煮完后，重新刷锅，往锅里放半锅水。当水快开（沸腾）的时候，妈妈先是往锅里放几把高粱面子，眼看往锅里放又绿又苦的苣麻菜的时候，两岁的妹妹抱着妈妈的大腿哭喊：“妈呀！我要喝米汤！喝米汤啊！不要苦苦菜嘛！”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令我撕心裂肺！

到了“‘秋分’不生田”的季节和往后，连这特别苦的苣麻菜也没处挖了。我家和别人家一样，就扒村边榆树的第二层皮。热锅烘干，磨碎了，掺和苣荬菜吃。

因为没有粮食吃，挨饿，耽误了妹妹长个儿。那“三年自然灾害”即“三年困难时期”，眼看把我家的人饿死啦！就在这“三年”中，我姥姥因挨饿患病，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第二年的金色秋季，即1979年10月下旬的一天。我们单位县社，即黑龙江省绥化地区明水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和其他部门一样，为职工搞福利，每户分得一麻袋平价大米。当打开扎麻袋的口袋绳，看着这白净净、滑溜溜的大米的时候，7岁的大儿子和6岁的二儿子，高兴的直蹦高高。他俩不约而同的冲妈妈说：“光做大米饭，不熬菜就行啊！”

改革开放后，农民种什么，自己说了算；贩运户只要有工商部门的一张证明，祖国东、西、南、北、中的粮食，都能够随便运销了；粮食充足了，地方粮票和全国通用粮票都取消了。无论城市，无论农村，无论市场或超市，粮食品种齐全：大米、白面、挂面、手擀面、小米、小黄米、大黄米、黄米面、江米、黑米、玉米面、荞麦面，冻黏豆包、冻饺子、冻春卷，应有尽有；黄豆、绿豆、黑豆、芸豆，一应俱全。

改革开放头两年，我家每周可以吃一顿饺子。如今，工资涨了，退休费涨了，手头宽裕了，想哪天吃饺子、那顿吃饺子，咱就吃！

无论农历、阳历各个节；还是谁过生日；或是来客，一律下饭店。不但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喝什么就喝什么，而且我们全家人都十分注重讲营养、重健康！

我家还努力做到早晨“皇帝餐”，中午“平民餐”，晚上“叫花子餐”。

同时，我家更注意做到：食品“三不用、三用”。就是，过期、腐烂、发霉、变质食品不用；含黄曲霉素的食品不用；转基因食品不用；我们用的是新鲜的食品，无公害、绿色食品，非转基因食品。

从“吃不饱”到“吃得好”，这是我家和全中国人民生活质的飞跃啊！

从此，证明了：毛主席让我们站起来了，邓主席让我们富起来了……习主席让我们强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