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书十三四年来，我一直以严师的形象跟学生相处，希望他们在我的严格管教下，能够学有所成，至少不虚度宝贵的光阴。我之所以这样做，因为在我走过的岁月里，一直跟严师打交道。其实，说起跟严师打交道，介于我的职业性质，以及教书之余的爱好——喜欢写文章，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也就是说，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将一如既往，他们就像一盏盏明灯，照亮着我前进的道路。现在，他们又在我的脑海里浮现了，始终与我保持着不离不弃的距离。

彭大春老师，算得上是我启蒙的第一位严师。别看她作为聘请的老师，每月只有少得可怜的几十块钱，对教学可认真负责了，远比那些公办教师有过之而不及。她教的是《语文》，就要求我们会读、会背、会默写每课的生字、词语和句子（指她认为的重要句子）。倘若这样，对于记忆力超强的我来说，都是小菜一碟。最头疼的是背《词语手册》，既没有故事情节，又不连贯，没有几人能背得了的。记得有一次，我回家贪玩了，导致第二天下午放学后，我荣幸进入了被关押的名单，一直挨到晚上七点过钟才得以回家。走出教室门，一向自尊心强的我哭了。“我可是经常考前三名的，怎么被关了呢？”我不敢看向彭老师，也不敢看向在门外等我的母亲。我让她们失望了。同时，我暗下决心，从今往后，我一定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做一个老师喜欢的学生，母亲眼里的乖孩子。

说起彭老师关押学生，可是出了名的，她干脆不回家了，直接住在学校里。她很生气地说：“我就不信治不了你们！我告诉你们，每天下午放学后都要背诵、默写，完成不了的，就留下来陪我，直到背得为止。”她说到做到，从不在家长的面前有所改变，幸亏那时的家长纯朴得没有怨言，还说她是为了他们的孩子辛苦付出。是的，她为此浪费掉许多时间，通常都要持续到晚上十一点过钟，才在万般无奈之际，挥手让实在背不了的、默写不了的学生随父母回家。当然，也有少数学生——也有可能是家长受不了的，帮忙转学了。我倒是坚持了下来，却不敢再松懈了。就这样，她以严师的形象，一直陪伴着我走过小学六年的时光。我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渐渐的忘了她，殊不知，我对她的印象越来越深刻，好像不曾离开过。还常常在写文章时发出感叹：“要是当时不遇到这样的老师，我认识的字就没有这么多了。”所以，我在接手《语文》后，除了探索适应时代发展的教学方法外，也在沿袭着当年彭老师潜移默化给我的教学方法。

进入初中后，我的又一位严师出现了——他是我的张华老师。他对我的严格在于：作文题目要标新立异，让人有想读的冲动；内容要情真意切，只有做到发乎心声，才能达到感动人的目的；最好不要有错别字、标点符号的错误，那样会让分数大打折扣。张老师如是鼓励我，说我在《语文》方面有建树，不过，还得加强学习。他说如果我真的想学好《语文》，他可以帮助我。我是一个求知欲极强的人，当时，就点头答应了。其实，不用说当时，就是换作现在，我也会毫不犹豫的答应的，因为没谁愚蠢到在这么好的老师面前，忍心拂他意的地步。张老师很高兴，立刻把我带到他的住处，拿出一本厚厚的作文书给我，说：“拿去看吧！多看几遍，别忙着还我。真的看完了，再来换书吧！我的作文书有很多。对了，你在一边看作文的时候，也可以一边写，写好后拿给我，我会给你修改的。”我再次点了点头，且忍不住说了一声“谢谢”，这是发自内心的。

在前面，我说自己是一个求知欲极强的人，一点也没有夸大其词的成分在里面，自从我得到张老师的重视后，开始了比以前更加爱学习《语文》的征程。时间的天平也跟着倾斜了，导致《语文》成绩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效果，其他学科却开始出现了严重下滑的倾向，最明显的是《英语》。其实，我除了求知欲极强外，虚荣心也不甘示弱的越居一线，想得更多的是，写出一篇篇的好作文，得到张老师更多的表扬。然而，太多的时候满腔热忱写下的作文，却在张老师那里碰了壁。他不是指出我的作文题目不够吸引人，就是有的语句不通，还有标点符号的错误。更加让我自惭形秽的是他在作文的末尾写上“愚师阅”三个字，不是在嘲笑我吗？我笑了笑，不服输的心让我像发誓似的说：“我有一天会赶上你的。”真正与张老师决裂，那是在读初三的上学期，我参加了由学校负责收集上交到县里面的作文大赛，张老师说我的这篇作文写得很糟糕，最好是重新写。长时间的郁积一旦爆发，犹如雨后山洪。顿时，我没好气地说：“我就不改了，就这样交上去吧！”过后的意外获奖，让我错误的认为，是张老师的眼光出了问题。许多年后我才明白，张老师真正的用心良苦，是为了让我更有机会崭露头角，才如此严格的要求我。

我以为家庭的突发变故（初一下学期的一天，一场大火烧毁了我赖以生存的家），读书生涯会随着初三的结束而结束，却不曾想，父亲（母亲在我十一岁那年离开了人世）咬了咬牙，坚持要送我读职业学校，以期我在三年后摇身一变成为名副其实的乡村教师，端上国家的铁饭碗。也是在父亲的坚持下，我得以在师范三年，有缘认识了我的第三位严师——黄明春老师。他是教《数学》的。说起在关押学生方面，他似乎显得与我之前的两位严师有所不同——不，应该说与彭大春老师有所不同：彭老师关押学生是在下午放学后，而黄老师关押学生是在上午放学后。他往往出几道题，规定做对的就去吃饭，做错的就关一会儿，大概等到做对的学生吃完后，他才放做错的出去。弄得许多做不起题目的学生怨声载道，又不得不默默的接受。我也被他关过一次，说难题都会做了，还用得着做简单的填空、选择题吗？而我在他要求做的过程中粗心大意，把一道选择题选错了。

虽然黄老师只教了我一年，但是，他严格的教风，一直深深的影响着我，让我在不时想起中，觉得很有必要这样要求学生，因为在学生之中，也不凡像我一样眼高手低的。“你说你会做了，就做出来给我看看。只有你做对了，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懂。”我的每届学生，在与我接触一段时间后，都领教到我的严格之处，所以，他们做到我出一道题，就做一道题的习惯。除外，我还要求他们写好每个字，做到写字如做人。

十二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不过，我还是告别了学生时代，结束了依靠父亲生活的日子，开始了自己挣钱养活自己，还赡养父亲的生涯。我有些飘飘然起来。“我是老师啦！我不用再跟老师打交道了，而是倾囊相授给我的学生。”说起我们那一届毕业生，不知道算不算得上幸运的，既遇上了降分扩招的机遇，又不偏不倚的坐上了县里启航的第一艘支教的船。二〇〇四年的九月——二〇〇五年的七月，我在离家只有几分钟路程的云盘小学支教，受到爱好文学创作的我的三哥的影响，开始了写作。然而，我的第一篇得意之作《白云下的儿女》很快就遭到县文联的拒稿，说我写得一点也没有小说的意味。我很不解，难道三年的师范白读了吗？马成宇老师还说我的作文写得不错呢，怎么到了这里就不行了？本来，我想下功夫苦心钻营写作的，但是，想着既要读函授专科，又要自考本科，还有迟迟没有过关的普通话，以及后来受到“仕途之风”的影响，走上了考公务员的道路，迫使着才掀起的写作狂潮在失意中随之淹没了。

我是在二〇一五年重返写作之路的，虽然开了一个好兆头，在一年的时间得以在《黔西南日报》上发文二十三篇，但是，其他刊物上的太多石沉大海，还是让我无比的心灰意冷，一遍遍问着自己，难道不是写作的料？当我与我的三哥道出了心里的苦闷，他开导着说：“万事开头难，只要持之以恒，就会有成功的一天。”我在半信半疑中又重新振作起来，义无反顾地徘徊在希望渺茫的文学路口。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虽然有人带着几分戏谑的口吻开导我，说多跟编辑搞好关系，就不愁发文了，还煞有介事的举一些事例给我听。我的三哥听说了，笑着说哪有那样的事，只有凭真本领，才能发表真文章，走得更远的文章。一个个纸刊，或者一个个平台，就有着不同的编辑。我是一直跟他们打交道的，也是在跟他们打交道的过程中，遇到了帮我润笔后发文的编辑，打电话给我要我多作修改才投稿的编辑，直接拒绝我的文章的编辑……一位位编辑，就像一位位严师——不，就是一位位严师，站在我可仰望却又到达不了的地方。幸亏，越来越多的磨砺让我的韧性十足，不想这么容易退缩。

三年多的时间下来，我在不断努力学习的过程中，似乎迎来了人生的曙光，居然能在省级刊物《当代教育》发表两篇散文，《贵州民族报》和《劳动时报》各发表一篇散文，更加可喜的是，还在二〇一八年让文章陆续发表在国家级刊物《华夏散文》和《散文选刊》（下半月刊.原创版）上。我激动得哭了。“三年啊三年，我夜以继日的研究知名作家的文章，并笔耕不辍的坚持写，才盼来了今天啊！不，我还得感谢拒绝我的严师们，是他们以不得不展现在我面前的冷漠面孔，让我选择知难而上。”我也深知，摆在面前等着我要走的路还有多艰难，像《人民日报》、《人民文学》、《北京文学》等等刊物的编辑们，仍然像天山上的雪莲，盛开在我一时无法采摘的地方。但是，我不但不气馁，还感谢他们以如此的存在方式，让我充满了前进的动力。事实上，文学如此，教书亦然，都有严师的无处不在。是他们的所谓刁钻啊，才成就了我的人生。所以，我对跟我打交道的严师们，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一直心存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