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政治职务人员起诉与追责法》的立法初衷在于防止对（前任）政治职务人员发起草率或出于政治动机的追诉。宪法规定，对（前任）政治职务人员的追诉，仅可在总检察长提出请求后由国民议会作出决定后方可进行。宪法第140条及上述法律构成了对平等原则及检察院专属起诉权的限制。笔者（与众多人士一道）主张废除宪法第140条并废止该法。

近期总检察长向国民议会请求对（前任）政治职务人员提起公诉，使《政治职务人员起诉与追责法》再度成为焦点。围绕该议题已有诸多论述。核心问题正如Ed H.J. van den Boogaard先生（载《苏里南法律杂志》2021年第2期）所精辟概括：“我们是否还应继续让政界决定，一名政治职务人员在涉嫌职务犯罪时可否受到刑事追诉？”

宪法第140条规定，政治职务人员就任内所犯罪行（职务犯罪），即使在卸任后，亦由高等法院作为一审及终审法院审理。该请求——常被误称为申请——仅可由总检察长提出，并包含对相关（前任）政治职务人员涉嫌犯罪行为的简要事实描述。原则上，国民议会应在90日内作出决定。

《政治职务人员起诉与追责法》自2001年生效，将政治职务人员界定为总统、副总统、部长、副部长及各级代议机构成员。值得注意的是，该法最初未明确限定仅适用于职务犯罪，可能给人以普通犯罪亦属其范围的印象。尽管宪法第140条将其限定为职务犯罪，但从立法技术角度，该法本身亦应予以明确。2007年修法时，新增第12a条明确界定为职务犯罪，从而消除了所有疑义。2007年之前，政治职务人员由高等法院作为一审及终审法院审理。根据国际规则，须确保对定罪判决可提起上诉，故2007年增设了上诉途径，仍由高等法院审理，在此程序中高等法院作为（前任）政治职务人员的特权法院。其含义在于，后者因职务之“尊崇”，享有由高等法院一审审理的特权。

**《政治职务人员起诉与追责法》的立法理由** 

该法构成对平等原则的例外，平等原则要求每一位公民均受到平等审判。此例外背后的考量在于防止草率或政治动机驱动的追诉。该法第5条规定，国民议会不评判将相关（前任）政治职务人员认定为《刑事诉讼法》意义上嫌疑人的合理性，而仅判断对其追诉从政治与行政角度而言是否符合公共利益。换言之，所涉并非评判犯罪行为是否成立，而是从政治与行政角度判断追诉是否符合公共利益。更直白地说，国民议会须评估追诉是否可能引发社会动荡或其他不良社会事态。

然而，此规定带来的后果是，国民议会可对（前任）政治职务人员提供保护，尤其是当后者属于执政联盟时。实践中已有先例，包括该法曾被适用于一名前财政部长。《政治职务人员起诉与追责法》对检察院的专属起诉权构成了限制，而检察院在法律上是唯一负责刑事追诉的机关。

此外，通常存在纠错机制：若检察院拒绝起诉，利害关系人可请求高等法院命令总检察长进行追诉。该法打破了这一机制，因为国民议会可决定不予追诉，且对此决定无任何法律救济途径。由此造成行政权（国民议会）凌驾于司法权之上的局面，有违分权原则。

**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前任）政治职务人员的特殊追诉制度应予废除。 

其一，该制度有违平等原则。 

其二，该制度侵害了作为司法权组成部分的检察院的专属起诉权。 

换言之，政界不应介入刑事追诉，此乃检察院的职权领域。

目前，宪法修正法案正在审议中，其中包括司法机构现代化及引入三审制等内容。这为废除宪法第140条并同时废止《政治职务人员起诉与追责法》提供了良好契机。不受草率追诉的权利，应适用于我国法治国家的每一位公民。

Carlo Jadnanans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