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十八位华人以劳工合约的方式于1853年7月2日从荷属印尼出发，经过三个多月的航程，有四位在途中病逝，其余十四人于1853年10月20日抵达苏里南。他们有：邓炳(煮糖工、该批劳工的工头)、苏德学(种蔗工)、苏德修(种蔗工)、陈甫华(种蔗工)、陈士元(于1853年8月9日死于船上)、陈德励(种蔗工)、陈忠(煮糖工)、周安群(于1853年9月19日死于船上)、周在(抵岸时已患病，需送医院救治)、何俊杰(1853年10月17日死于船上)、叶励津(种蔗工)、叶炳(种蔗工)、林德瑞(种蔗工)、卢蔼(种蔗工)、刘琻(种蔗工)、魏亜牛(煮糖工)、魏金胜(种蔗工)、欧杰(1853年7月18日死于船上)。首批华工于合约期满时仅有11人存活，其中八人最后返回印尼，三位自愿留下，受聘于政府担任下批劳工的翻译，此三位便成为苏里南华人的先辈。
      其后在1858年至1870年约有2500名华人劳工直接从中国应聘前来。最先一批500人是由政府公开招聘的，其余分批由私人公司招聘，其中大部分原籍为广东省之东莞、宝安及惠阳县，均说客家话，其中亦有一些来自福建。
      1865年，荷兰设有移民公司公开招聘劳工，短短五年之内便从香港招来两千多名华工。此后荷兰殖民政府则以引进费用过于昂贵为理由，停止引进华人合同劳工。有部分的华人劳工在合同期满后选择逗留在苏里南，另外一部分因思乡或回国娶妻而选择离开，有的则转往他国。留下者都不愿再干粗重的农活，而改行经营小生意。后期的华侨都是通过定居此地的亲属或朋友以独立身份申请而来的。
      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祖国同胞进行了生死存亡的浴血奋战。此时中华会馆联合广义堂组成抗日救国会，时任中华会馆主席(议长)的杨进华为抗日会主席，呼吁旅苏侨民积极进行救国捐款，支持祖国抗战，并得到了苏里南各族人民的支持。当时统计募捐金额超过六万英磅，按当时在苏侨胞的人数来说，这是个非常庞大的数目。祖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奋战，终于取得抗战胜利。消息传来，全体在苏侨胞无不欢欣鼓舞，华人联同外族人士举行了史无前例的庆祝活动，共同庆贺伟大的胜利。整个首都帕拉马里博盛况空前，炮竹连天、花车巡游、舞龙舞狮、锣鼓喧天，沉浸在欢欣鼓舞的气氛当中。
      由于前期在苏的华人思想比较保守，不大喜欢参政，因此华人时常被本国政府忽视和被其他族群歧视。但后来情况已经出现重大的改变，苏里南的华人已经从事各行各业，尤其在商业领域得到了蓬勃发展，还有部分的华人在政府部门里任职，曾有华裔出任过苏里南总统，亦有多位华裔担任过部长、国会议员等要职。
      苏里南早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便由中华会馆主办名为「中华会馆育群学校」的中文学校，后来因条件不允许而停办。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原由国民党直属支部主办有华侨学校，1966年春由国民党邀请侨社热心人士任校董并设有董事会，负办学全责。于上世纪50至60年代期间华人社团中华会馆办有中文班，教授中文课程，后因时势变化而停办。苏里南在六十年代已有由伍万畅主编的《南风日报》及由何廷年、李螎和主编的《自由日报》两份中文报纸。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期间，有过一份由黄东来、黄官廉主编的《华新报》，但一段时间后便停刊。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还曾有过一份由当时的“苏里南华人华侨工农商促进会”(简称华促会)出版过一段时间的《南侨周报》。
      现在苏里南的华人约有四至五万人，主要来自广东、浙江、福建和海南，当中还有少数东北人及其他省籍人士。
      苏里南有十多个华侨华人组织，还拥有属于自己的媒体，当中包括中华日报、中华电子日报、洵南日报、洵南电子日报和中文电视台，还办有中文学校和宣道会、崇真堂两家基督教华人教会，以及拥有为百年归寿的华侨华人设立的安身之所「华侨公山」坟场，另外还拥有以华人为主体的白莲花体育娱乐场。
      历代苏里南华人秉承勤俭持家、艰苦创业的精神，历尽千辛万苦，排除万难，换来了今天的千金万银，千姿百态。从合约劳工发展成为企业家，从少数民族发展成为主体民族，令苏里南政府和人民刮目相看，把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传播到大洋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