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里南中文学校

苏里南中文学校创办于1986年，原名为广义堂中文学校，临时校址就在旧广义堂内。

1989年，办学功臣之一的曾官金先生提议改名，经广义堂理事会讨论通过，决定依老先生的意见，更名为苏里南中文学校，简称中文学校。

办校前，我已是广义堂议长兼《洵南日报》社长。中文学校筹委会诞生后，又推我为校长。直到1994年春节改选，我一直身兼三职。

我不但一清二楚中文学校的创办过程，也是办校的主要领导之一。今日拨冗留下一点文字方面的资料，除对过去的褒扬外，也是善意提醒后人：千万不要忘记过去。

一、中文学校不是三几个人和三侨团创办的。

长期以来，广义堂当局对外的口径是：“中文学校是丘鸿、曾新岷和陈干仲三人创办的”。后来，岀于某种需要，有人用曾官金替换了我(曾新岷)。还有人在中文学校的集体活动中公开宣布：“中文学校是广义堂、中华会馆、华侨商会联合创办的”。

对于历史，我崇尚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坚决反对杜撰！

首先介绍丘鸿先生的作用和贡献。

1986年创办中文学校时，丘先生早已离开广义堂理事会，在家安度晚年。他当时的桂冠是：“广义堂永远名誉堂长”。不过，创办中文学校的1986届广义堂理事会，还是非常尊重丘老先生。明知丘老先生已不可能参加办校的具体工作，但深谙丘老先生在华人华侨社会中的影响和号召力。因此，时任堂长的张国权先生、张金传先生、任议长的我三人联袂赴丘先生的别墅，向老先生报告理事会办中文学校的决定，聆听老先生的高见。

丘先生明确表态：支持创办一所中文学校。

拜访丘先生的消息见诸传媒后，在华人华侨社会中起了一定的影响。

我一向肯定丘老先生是创办中文学校的功臣之一，但不同意说中文学校是丘先生创办的。

其次介绍陈干仲先生的功劳。

1986年，具体时间可能是四、五月份。陈干仲先生投稿《洵南日报》，提议“广义堂、中华会馆和华侨商会联合办一所中文学校”。陈先生的大作对办校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一向认为，陈干仲先生是办校的功臣之一，但不能说他创办了中文学校。一纸倡议，就办了一所学校，事情没有这样简单。

陈先生的文章见报后，有理事和华人侨胞向我投诉，因此有必要花点笔墨。

黄运金堂长任职于84、85两届。1986年春节理事会改选，也是黄运金堂长卸任前做的最后一次堂务报告。其堂务报告是总结1985年春节至1986年春节的堂务。后面一部分是对下届理事会的工作提出建议。黄堂长的建议共三点，第一点就是“建议广义堂、中华会馆、华侨商会联袂办一所中文学校”。

黄堂长的堂务报告是我执笔的，并由我交报社打印了五百份。堂员大会当天由负责签到的理事分发给签到的会员。

春节会员大会后，由于黄运金先生的堂务报告未在《洵南日报》刊出，所以，未参加堂员大会的侨胞就不知道黄堂长的办校创议。有关此事，不久前，我求证过当年担任广义堂中文书记的张丰年先生，关于黄运金先生创议办中文学校的往事，张丰年先生确认无疑。

我完全不同意有关剽窃的指称。当年，我在广义堂办公室聊天，就多次听到不同的华人侨胞在议论办中文学校的事。我认为：不是抄袭，也不是剽窃，因为承传中华文化，是苏里南华人华侨的共同心愿。所以，肯定陈先先是办学功臣，相信大家会赞成。

现再介绍曾官金老先生的作用：

曾官金先生生于1904年7月1日。办中文学校之时，他已届八十二高寿。曾先生告诉我：他移民苏里南已半个多世纪，在家乡读完小学三年级，就远度重洋。

广义堂办学初，连想都没有想到曾先生，是他主动跟我联系。先邀我到他开的皮鞋厂，后又请我到他的住家。他详细向我了解办校的各种情况，尤其关心办学的经费。

曾老先生对办校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和积极性，办校的许多活动他都主动参加。我保留了二十多年的照片都有曾先生在场。

当年办校，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钱。因为办校前多年，丘鸿先生还在广义堂时，广义堂的月会已经崩溃，广义堂长期财政据拮。此次办校，绞尽脑汁才给学校拔了二万苏盾的经费。若光靠这二万苏盾，中文学校恐怕维持不了半年！

开学之前，学校召开了一次家长会。曾老先生既不是家长，也不是学校的什么成员，但他早早就在会场。

家长会议，除交待学校的一些事项外，我的用心是要求家长在经费上给予支持。在会上，我将经费问题如实相告，然后以非常客气和商议的口吻，对家长说：为了办好中文学校，我们初步决定在开学时先征收三个月的学费。话音刚落，有位家长霍地站起来，半认真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学校的命都不知道有没有三个月长”。此话一出，引起哄堂大笑。不过家长还是通情达理，通过了我的议案。

翌日，曾老先生请我在商店关门后到其寓所，刚坐下，曾老先生亲切握住我的手对我说：“我先捐出五万苏盾支持学校”。我听了非常激动，一股暖流通过我的身上。想不到曾老先生如此慷慨，在学校最困难的时候，向我们伸出援助的巨手！

翌日的《洵南日报》就在头版刊出了鸣谢启事。曾老先生捐巨款助中文学校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当年曾老先生是中华会馆的议长，他的举动很有号召力。没多久，中华会馆的职员(理事)曾玉荣先生和蔡仕坚先生又合捐五万苏盾支持中文学校。在他们的带动和影响下，每个星期都有华人华侨给学校捐款。中文学校顿时成了苏里南华人华侨捐款的对象。开学不久，中文学校的钱已达十六、七万苏盾，是广义堂财政拨款的七倍！

所以，完全应该将曾官金先生及曾玉荣、蔡仕坚等先生列为创办中文学校的功臣！

为什么1989年广义堂酝酿扩建纪先楼时，曾老先生提出学校更名建议？他是过来人，深知纪先楼扩建要靠广大华人华侨，也提醒广义堂当局，办公益事业，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

曾老先生逝于1993年2月3日。出殡时，我率全体教师到场吊唁，感谢他对办中文学校的杰出贡献！

最后是关于我在办校中的作用。

我生长于马来西亚，1953年19岁多时取道新加坡到中国念书。在广州参加统考后，根据我们的自愿，在船上相遇的五人，一人到了哈尔滨，我们四人到了湖北省武汉市。为什么我们这些广东人不愿留在广州？因为当地学校不少是以粤语作为课堂教学语言。我们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上的是中文学校，普通话是课堂教学用语。殊不知抵武汉后，当地不少老师也是讲家乡话，幸武汉话比较接近普通话，语言也比较规范。

在武汉学成后，我被分配到武汉市一所重点中学任语文教师。前后共十五年，任语文教研组组长近十年。鼎盛时期，从初中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共有三十多个教学班。我们语文教研组有二十位教师。有的毕业自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不少是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毕业生，也有武汉师专中文班的毕业生。

任教研组组长只教一个班的语文课，我非常自觉，经常抽空去听各年级老师的课，自己给自己出问题，研究一些关于语文教学的问题。

除了听课以外，自己也非常努力，头几年我就背熟了从初一到高中三年级课文中的几乎所有古文和诗词。

近十五年的实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比较全面地掌握了语文课的教学规律，全面了解和掌握了国内语文教学存在的一些通病。

我不同意将我列为中文学校的创办人，但在创办中文学校的过程中，我一直起着核心和骨干的作用。

当年筹建中文学校时许许多多的工作，如教室、学生的课桌板櫈及黑板等，都是我负责安排、落实。在筹备开学那段时间，我几乎上、下午都在广义堂内。当然有些具体工作得到了广义堂庶务的大力协助。

开学之后，无论是在原广义堂还是迁到了纪先楼，学校主要工作全部落在我一个人身上。从星期一到星期四是学生上课时间，下午二点半我就告别了自己的商店。下课后，早则六点半，迟则七点钟才到家。在学校，上课时间，我就忙着去听老师们的课，放学后，我又跟各班的任课教师恭候在校门口，留意学生的安全。直到各班的家长接完学生，最后我们才离校返家。

每星期五是老师在校集体备课时间，我又准时于下午三点钟前到校，与老师一道备课，研究语文教学中的一些问题。我任中文学校校长前后七年，可说七年如一日，除放假外，一直坚持不懈。

我是驾车到校，不但七年的汽油费是自讨腰包，七年中新车变旧车，换车也是我自己出钱。更有甚者，办中文学校时，我正好转行，从杂货店转开金银首饰店。由于年岁不小，又将主要精力放到了学校。七年之中，我不但没有学到打金的手艺，连店中的电子称也一知半解。

由于1949年4月24日发生的特别事件，我顿时成了中西文传媒报道的主角。后来四年多的一段苦难生活，尤其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中，读了大量的鲁迅、郭沫若、矛盾和巴金等人的文章，鲁迅的人生对我影响很深。我不敢自诩是忧国忧民之士，但总是将国家和集体的事置于自己事业之上，结果不言而喻。

许多接送子女上学的家长，每次在中文学校见到的人都是我。所以，许多华人华侨误以为中文学校是曾新岷个人创办的。其实，我只是广义堂任命的校长，我是代表广义堂理事会出来办中文学校的。我只是属于办中文学校的功臣之一。

中文学校不是三侨团创办的。

根据我的提议，广义堂出面邀请中华会馆和华侨商会的领导商议有关联合办校的事宜。大约是1986年7月，三侨团联席会议在广义堂会议室举行。中华会馆由会长张维芳先生带队，华侨商会则由陈炳英先生率领，各有七、八位理事参加。

联席会议由广义堂堂长张国权先生主持，我也在场，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结果是：中华会馆的张维芳先生和华侨商会的陈炳英先生先后表态：他们无意与广义堂联合办中文学校，建议广义堂独家办，他们会大力支持。

二、广义堂86届理事会领导创办的中文学校

开过三侨团联席会议后，关于办校的事就看广义堂了。大约是七、八月份，广义堂理事会召开了一次有关办校的专门会议。经反复商讨，获得了令人兴奋的结果：广义堂决定与苏里南全体华人华侨一道办一所中文学校。

广义堂86届理事会的主要领导有：

执行部：堂长张国权、副堂长肖桂生。中文书记：张丰年，财政：杨成章。

评议部：曾新岷议长与二十多位评议员。

大约经过两次理事会，就办学方面做出了若干决议：

1. 广义堂理事会即是中文学校筹备委员会。

2. 中文学校名为“广义堂中文学校”。

3. 中文学校校址设于广义堂内。

4. 理事会推举曾新岷为中文学校校长，陈干仲为教导主任。

5. 广义堂财政拨两万苏盾作教学经费。

6. 由校长负责与中国大使馆联系教学课本。

7. 由校长计划安排有关中文学校的工作。

8. 确定普通话是学校的课堂教学用语。

9. 由校长根据条件招聘老师。

以下扼要介绍理事会在讨论办校时遇到的几个问题。

当年，筹备委员会讨论问题时，有一个较突出的就是关于课堂教学用语。我提出用普通话。

副堂长，筹备委员的主要领导人肖桂生马上提出异议，他认为应该用广州话。其理由是：将来海外华人华侨社会，一定是粤语的天下。当时有一位理事霍地站起来，有点愤愤不平地说：广义堂是客家人的社团，客家人办的学校理所当然要用客家话。

在讨论招聘教师时，有位理事激动地说：学校没有钱，还招什么老师？我们理事都当老师，大家轮流给学生上课！

由于文化水平和经历的差异，在讨论办学过程中，理事们之间出现不同的意见和观点，乃属正常现象。千万不要扣帽子，打棍子，甚至上纲上线，结果必定破坏团结，干扰办学的大方向。其实，肖桂生副堂长的提议和那位理事的发言，并没有什么不良用心，应该说还有一定的道理，当然是属于小道理。俗话说：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我们把大道理讲清楚后，理事会就顺利通过了普通话作为学校的课堂教学用语。肖桂生副堂长和那位主张用客家话的理事，也愉快举手支持普通话。我讲明了聘请专责教师的理由后，议案也迅速获得通过。

我在主持会议讨论办学事宜时，曾碰到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一位高龄的理事突然在会议上用客家话骂我们，说办中文学校是“自家攞来衰！”意思是办中文学校是自取其辱！这位高龄的理事为何对办中文学校如此反感？我不了解他过去的遭遇。当时，我和与会的各位筹委都不理他。中文学校办成后翌年改选，他放弃了参选，自己离开了广义堂理事会。

首批报读中文学校的华人华侨子弟人数是232人，我们编成七个教学班。一星期学生有两个下午到校上课，每个下午三节课，从下午三点到六点，课间休息15分钟。

首批招聘的教师是：巫其光老师、张瑞予老师、何佩琼老师和朱小云老师。

中文学校的开学典礼是1986年11月17、18日两天下午。

开学典礼很简单，上完课后，师生等集体在广义堂前合影留念，是张立仁先生免费给我们拍的照片，和毕业照加在一起，我还保留了上百张。

三、周友仁、刘锦洪为正副堂长的89届理事会领导下扩建纪先楼。

广义堂堂长经常变动，1987年春节选举，肖桂生当选堂长。肖连任两届。1989年春节，周友仁、刘锦洪获选正副堂长。中文书记还是张丰年，财政是池尚如，议长还是曾新岷。

周友仁先生上任时，中文学校还在旧广义堂内。纪先楼是广义堂所属的一座办公搂。

纪先楼原址是先侨的坟场。到期搬迁后，政府将该地交给广义堂，条件是必须尽快在该处建楼房。

时间大概是1979年，当年广义堂堂长张树香先生，副堂长是丘鸿先生，议长是江恺先生。在他们的领导下，在该处修建一座办公楼。名为“纪先楼”，以示对先侨的纪念。办公楼落成不久，即租给了苏里南政府的教育部。

广义堂中文学校早就打算迁往纪先楼，堂长几经交涉，都不得要领。

周友仁当上堂长不久，恰逢新阵线上台执政，菲里西安任教育部长，很快就将纪先楼归还给广义堂。

纪先楼是办公楼结构，我们绞尽脑汁才间出四个教室。要做中文学校，增加教室唯有扩建一途。

以周友仁为堂长的广义堂理事会，表现了极大的魄力，说干就干！

方案定下来了，决定纪先楼向东西两侧扩建，一边增加两个教室，加上原来的共八个教室。

1991年9月24日，周友仁堂长、张丰年书记、财政池尚如三人代表广义堂理事会与华人林亚保建筑工程公司签署了扩张合同。扩建面积是200平方米，每个教室的建筑面积是50平方米，总造价是六拾一万五千苏盾。

扩建遇到的最大瓶颈就是钱！广义堂财政再拿不出钱。理事会即向苏里南全体华人华侨募捐。

成立中文学校时，曾官金、曾玉荣、蔡仕坚曾慷慨解囊，此次，周氏公司(周英鹏、周友仁兄弟公司)一马当先，捐出十万苏盾的巨款！不久又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1990年4月，中文学校假达利亜剧院举办首届全侨文艺晚会，答谢广大华人侨胞对中文学校的支持，周友仁堂长在晚会开始前，向苏里南华人华侨宣布了一个特大喜讯：在香港的杜天德先生和在苏里南的杜月芳、杜爱芳三兄妹决定将父母在香港的部分遗产，三十万苏盾捐给广义堂的纪先楼扩建工程。特大喜讯令整个会场一片掌声和欢呼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周氏公司和杜氏兄妹的捐款，令整个华人社会都为之沸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团结起来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到了紧要关头，关键时刻，苏汉民族又充分表现了情同手足的亲密关系。广义堂很快便筹到了一笔近百万的巨款！除扩建经费，还剩余三十多万苏盾。

广义堂理事会又当机立断，利用剩余的捐款，在纪先楼后面凌乱不堪的土地上，修了一座有上盖下是混凝土的大操场，因为操场是中文学校不可或缺的配套。

为了感谢和纪念苏里南广大华人华侨的高尚品德，纪先楼的西侧题有《杜世增伉俪纪念图书馆》外，还出了一个捐款的光荣榜，悬挂在楼下教室的走廊上。

当年捐款的人数不少，捐款数目较大的有：丘鸿二万五千盾，循义公司二万五千盾，刘锦洪二万盾，杨进华贸易公司五万盾。中国有关部门也捐了一万美元，还应该特别感谢中国国务院侨办及时向我们提供几百套课本。

总之，办中文学校是苏里南华人社会的一个里程碑。它不是少数几个人的功劳，可以说，这座丰碑的缔造者是苏里南广大华人华侨集体努力的结果。

1993年，经多届教师的辛勤耕耘和学生的努力，中文学校终于培养出了十八名首届毕业生。学校假达利亚剧院举办了全侨文艺晚会，即隆重的毕业典礼。

毕业典礼首由中文学校董事长周友仁致辞，次是校长讲话，并向每一位毕业生颁发证书。

当天，广义堂的《洵南日报》以整版篇幅刊出十八名毕业生的玉照和芳名。翌日，苏里南国家电视台播放了毕业典礼的盛况。这是国家电视台继1990年4月24日中文学校的全侨文艺晚会后，又一次实况转播。

1994年春节选举后，由于种种原因，创办中文学校和扩建纪先楼的绝大部分理事都离开了广义堂。

四、正确评价苏里南中文学校

中文学校屹立于首都医生大街旁，已经进入第27个年头。首届毕业生亦即将届满20个春秋，应如何评价这所形式非常特别的学校？

由于没有统计数字，只能粗略地估计。中文学校已经培育出大约200多名毕业生。上届国会议员李嘉琳和应届国会议员张凯丽，都是1986年中文学校创办时报名入学的第一批学生。我保留了二十多年的首次试卷，就有她们两人的。刚被任命为苏里南华人永久翻译官的黄若雄和周国豪，也是与李嘉琳、张凯丽同期进校的中文学校学生。周国豪的第一次中文考试还得了一百分。几年前就被政府任命为苏里南华人永久翻译官的陈家慧，虽然比李嘉琳等稍晚一点进校，她也是早期毕业的学生。

这三名翻译官的最大特点是：除了方言外，都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事实证明，当年以普通话作为堂上教学语言是正确的。

还有一点不可忽略：中文学校开办以来，入学就读的华人华侨子女，应该不少于二千人次。所以中文学校的影响还会继续呈现在大众面前，在家庭、华人华侨社会和婚姻方面的积极作用更是不可估量！

苏里南独立后，政府沿袭了荷兰殖民主义者那套弊端丛生的教育制度。为了尽量避免学中文的学生受到伤害，经反复权衡，我就构想出了一所形式异常特别的中文学校。我将补习性质的学校变成了中文单科正规小学。

2009年，苏里南中文学校荣获国务院侨办选出的55所海外华文教育示范学校的称号之一。

到底如何评价？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

2013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