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爷爷奶奶分家后，我们家住的是公家的牛屋，粮食根本不够吃，每到青黄不接时，母亲就拿着口袋挨家挨户去借粮，可谁家的粮食都不宽裕，能借到几碗糙米粗面就不错了。大队部下了最后通牒，再交不齐2000多元的超生罚款就要牵牛，拉粮食，扒房子，这可不是开玩笑。讲着讲着，母亲就抹出眼泪来，母亲一会儿说谁谁家的粮食就被拉走了，一会儿又说，后来谁谁家的牛也被牵走了……从母亲的眼神中，我看得出恐惧至今还在她心里蔓延。
后来，我长到五六岁的时候，模模糊糊就有了些记忆。只要是大队一来人，姐姐就会带着我悄悄躲进厕所或是村庄西边的庄稼地里，我虽然极不乐意，但内心的恐惧还是与日俱增，每次都是乖乖地躲起来，直到天黑才敢回家。
母亲一点一点地积攒着，直到我上学时才把罚款交齐了。我相信，那一天对母亲来说意义重大，多年来抬不起头的她总算了看到了希望。
日子一天天地好起来，扒了牛屋，我们家盖起了三间大平房。那个时候，村里逢年过节都要杀猪，一直以来，这杀猪的绝活都是爷爷带着万有大爷和老队长来完成。可我从未见过爷爷杀猪，因为爷爷老了，已干不动这样的体力活。
村里有谁要杀猪了，就会在头一天晚上把灶台和大锅支好，所有工具准备停当。第二天一大早，就已有人把大锅里的水烧开了。当然，爷爷已搬着凳子做在院子上头，这个行当还离不开他的指挥。
其实，老队长也上了年纪，五六十多岁的人了，倒还有把子力气。他先拿来早已准备好的粗绳，悄悄地跟在猪屁股后面，伸出手给它挠挠痒，这痒挠得恰到好外，猪哼哼着不再走动，他就顺手把绳子拴在了猪的右前腿上。猪也可能意识到了危险，但是，当它准备逃走时，已经来不及了，老队长站在左侧猛地一拉，猪就侧翻在地，“嗷嗷”地叫着，脑袋在地上摔得棒棒响，几个年轻力壮的瞬间围上去，把它的四条腿绑得结结实实。
等众人把猪抬到杀猪案上，就该老队长大显身手了。他右手提起那尺把长的杀猪刀，明晃晃的，刺人的眼睛，左手在猪的脖子摸了又摸，然后，瞪着大眼睛，像是对着敌人，一刀刺上去，那猪“嗷”地一声长叫，一股鲜血顺着拔出的刀喷涌而出。它垂死挣扎，却被众人牢牢摁住，动弹不得，地上，已接了满满一盆猪血。
猪消停了，老队长要亮出绝活了，众人已是凝心屏气。只见他轻轻地用刀在猪的一只后腿上划开一条缝，变戏法般地从背后抽出一根细长的铁棍来，那棍足足有两米长，手指头那多粗，他掂起来就插入了划开的刀口，然后，一鼓作气，从后腿一直捅到前腿，反反复复几个这样的来回，已是满头大汗。爷爷则在一旁念念有词：“注意把握分寸和力道，多一分则无益，少一分则气虚！”
做完此活，老队长猛吸一口气，抓起猪腿，对着那个刀口就开始猛吹，一连吹了二十几下，顿时满脸通红，眼珠子瞪得吓人，脖子上的青筋像一条条扭曲的小蛇，想要从他的皮肉里跳出来似的。我终于明白爷爷那句“少一分则气虚”话语所隐藏的含义了。
老队长的年纪还是大了，手开始有些发抖，但这个活没有人可以替代，他停了几分钟，又连吹十来下，瞬间把一条细绳扎在了那只后腿上，那头猪已变得鼓鼓的，老队长却像泄了气的皮球，一下子蹲坐在地上。
众人七手八脚地把烧开的水浇在猪身上，不一会儿，猪毛就裉得干干净净，人们把猪身用两只大黑钩子挂在架子上，一分为二，里面的内脏交由万有大爷处理，其余的，分割成礼条（走亲戚用）或者后坐墩儿（猪屁股）。我们这些小孩子就会把丢掉的猪尿（sui）泡捡来，用气筒打成一个简易的足球，踢到它像皮球一们泄了气也舍不得丢。
杀过猪，万有大爷和老队长大爷就会坐在一边谈论这猪，肥了还是瘦了，哪里的肉比较好，顺便讲起哪哪一年，他杀过的那头猪……脸上已是神采飞扬。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得到一些猪下水（猪的内脏），主家绝不能小气，因为这是传了多少辈的规矩。
如今爷爷早已离世，老队长也在去年的一次病重中作古，万有大爷也已风烛残年，村里不再有人养猪杀猪，想吃肉时随时到街上割一块，杀猪的人和吃肉的人都没有了那么多讲究，但对村庄的老一辈人来说，他们把辛酸活成痛快，把生命开成一朵朴素却积极向上的花，这需要的是生活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