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生产队的老更倌，负责喂养生产队的牛马。小时候上学之前的我，基本上一直常常年伴随在父亲的身边，那股子悠悠马粪的骚臭味，那种牛马咀嚼草料时牙齿发出有节奏的磨合声，父亲用木棍搅拌草料的声音、吆喝牛马的声音，那几堵黄泥抹就的陈年老墙，成为我一生从视觉到听觉，再到嗅觉都无法抹却的记忆。
我家是全村有名的胀肚户，为了尽量减小“胀肚”的程度，让全家人吃饱，父亲挑选了在生产队最吃辛苦的这种工种，不分白天黑夜地劳作着。他的劳动工具是一副扁担，外加两对挑粪和挑草用的柳条筐，还有一对用来挑水用的“喂哆锣”（俄语音译，一种小水桶）。
父亲的扁担是用榆木制作的，被父亲的肩膀磨得光光的、滑滑的，悠悠地发着光亮。时常记得父亲挑粪的情行，个子长得比较矮小的父亲，把扁担钩往两只筐梁上一吊，两只手搭住扁钩，身子略屈，一挺腰杆把装得满满的两筐牛马粪挑起。长长的扁担在父亲的肩上，仿佛具有了神韵一般，悠悠地颤动，发出不知是筐子还是扁担传递出的轻微的颤动声。两只装粪的筐子高过父亲的膝盖，父亲矮小的身体从马圈到粪堆，从粪堆到马圈，来来回回，每天都要走上四五十个来回，才能把马圈清理干净，看父亲每天忙碌的情形，仿佛要把自己身上所有的力量榨干，拚了命一般。
挑完粪的父亲，把筐子在马圈的泥墙上磕净，坐在马圈墙跟下摆放着的一条长长的、宽宽的板凳上，从衣兜里掏出母亲给他缝制的烟口袋上，装上一袋烟，长长地吸了一口，之后一股浓烟从他嘴里喷出，直直的、长长的、悠悠的，一种劳累后的惬意挂在父亲汗水凝固得亮亮的脸上。
父亲屁股下的板凳长两米，宽三十公分，高八十公分，是全大队最长最宽的板凳，是多年前用老榆木做成的，外表粗糙，但质地非常好。这条板凳的作用非常大，不但可以当做人们休息的工具，还可以作为各种工具供全队的人使用。父亲在板凳的一头，钉了一块带有牙齿的角铁，可以在牙齿前顶着磨刀石、顶住木方等进行磨刀和刨木头。父亲是全大队有名的能工巧匠，一人多能，拿老百姓的话说，非常“专技”。他不但熟稔于所有的农活，还会木匠、磨匠、织匠等活，做出的活计也堪称一绝。
父亲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也是一个不敢闲的人。拿他的话来说，一闲下来，心里就忙得慌，这好像成了他一生中的一种“病”，他是“不能闲”又“不敢闲”的人。一些活计忙完之后的夏季歇锄时或冬季猫冬时，父亲和他的板凳也不闲着。父亲磨刀快而锋利，全屯的人都爱找他磨，这一项父亲不收费，拿上求他的人递过来的纸卷关东烟，父亲一口唾沫唾在磨石上，“噌噌噌”一天也不捞闲。一把笨钝的刀，经他磨拾仿佛具有了灵性，一刀剁在硬硬的猪排骨上：“这！老更倌的刀就是磨得好，你看看你，跟人家老更倌学学，人家这刀磨的。”家里的老娘们就数叨着自己的老爷们。“老更倌，看你一年到头没有闲着的时候。”有人说。
父亲抬起头来，看了看这个人，之后长长叹惜了一声：“哪敢闲啊，家里有十个‘嗷嗷’待哺的狼崽子呢。不干活他们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全家人喝西北风啊。”父亲正因为有了这种信念，所以他不敢闲，闲下来就心里忙得慌。
父亲得病的那天早晨，是刚刚拉了一早晨磨回到家才倒下去的。我们一家十几口仿佛失去了主心骨一般围在他的身边。父亲得的是脑溢血，不能吃不能喝，全身都动弹不了。但尽管如此，在他稍微明白点的时候，含混不清地发着音，不是好眼色地看着几个哥哥们。最后母亲解释了一句大家才算明白过来。父亲的意思是说，日头都老高了，咋还不都出外挎筐捡粪呢？多捡点儿粪，交给生产队，就能多得工分的。我们几个嚎淘大哭。不敢闲的父亲，即便是在他冥留之际，念念不忘的还是劳作劳作再劳作，挣工分挣工分再挣工分。
从得病到去世仅八天时间，这八天有可能是他作为丈夫、作为父亲一生仅仅唯一闲下来的时间。那根磨得光光亮亮的扁担，那条斑斑驳驳的板凳，似乎见证了父亲一生为人的一种责任一种担当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