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外号老坚决，七十九岁，死得不暝目。
不瞑目的原因很简单：没恢复他的小队会计，平反名誉。
其实，他早就平反了。他两个儿子是国家干部，老三早已当了大队书记。他不信，认为恢复他的小队会计才算平反。而且要别人宣布，老三不算，于是便上访。上级要老三处理，他还是不服。继续上访。
父亲冤。他本来是一位标准的老农会长，共产党员，闹翻身求解放，没少出力，也曾抛头颅洒热血，南征北战过。土改时，当过村干。因为，解放前念过几天私塾，认识几个字，算有文化，便当了小队会计。
因为他刚正不阿，坚持原则。也曾得罪不少人。文革中，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设法挤兑他。他坚持斗争。最后竟发展到陷害。
也是他太不相信人，过于爱队，将分剩的玉米站在自己家里。过去的老办法，就是用高粱杆编成箔字，围城圆圈，立起来，里面装上剥皮玉米。上边盖上柴草，不会坏。吃时取出一些。脱粒磨面可食。
站起来之后，玉米干缩点，遇上漏雨，高度低下去一些。这原是很正常的事。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却硬说是他偷了。于是开大会，辩论。斗来斗去，说不清道不明，百口莫辩。
那天，群众大会在牛棚里举行。这是非正式的批判会。正式批判全要在会场上。分台上台下。被批判者多是四类分子，押上台，接受批判，台下坐满群众，造反派指定轮流上台，或站起发言，义愤填膺，喊口号。什么“打倒”之类。群众就跟着喊。
在牛棚里说明是非正式的批判会，人民内部矛盾。牛棚设在一个大院子里，门朝南，院子里堆满柴草。靠北边是一个大敞蓬，西头是一排牛槽，东头是大炕，连着一个大锅，是热泔水用的。一个老光棍就睡在那里，回家吃饭，也偶尔偷吃牛料。
冬天，热炕是好地方。农闲时节，或遇上阴雨天，便到牛棚里玩，吹牛，侃大山。开大会时，炕上炕下都有。男的多坐在炕上，也有女的。女的多站在炕下，有的倚着门。
参加会的大队的那位负责人一到，牛棚里的喧闹声小了些。他开始讲话：“今天请大家来，是商量一下五队丢玉米的问题。有人怀疑老倔，大家看呢？棒子在他家站着没的。”
他是一个中年人。瘦猴子似的，外号也叫”猴子”。他油腔滑调，专爱给妇女说话，特别是长得好的，看见就拉不动腿。踹寡妇门，挖绝户坟，不干正事。村上也有一个寡妇与他真相好。其他都是传说，只是怀疑。他会说话，口甜，少有人理，人缘极差。老坚决尤其不看好他，很少跟他说话。理不着。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
那人文革中跳出来，做了大队一级的领导，也不奇怪，是运动总会有人钻空子。父亲一向看不惯他，他也把我父亲当眼中钉，肉中刺。
其实，造反派也有许多好人，老坚决的弟媳，我婶子就是。她是妇女积极分子，当大队妇女主任，队里有事也参加研究，算驻小队干部。人很正直，但因哥哥说话不考虑对方感受，一向不赞成他的为人，关系一般。老坚决的大儿媳，我媳妇也是，她是小队妇女队长，敢说敢做。尊老爱幼。碍于关系，只是偶尔与公公说话。此时一见真要冤枉老倔，也站出来据理力争，主持正义。她说：“俺孩子的爷爷脾气是不好，没少惹老少爷们生气，是真的。爰集体，拿着队当家，队里的事，比自家的事重要，也是真的。谁说他贪污，打死我也不信。七个孩子饿死俩，有这样贪污的妈？”
说到这里，她声音哽咽，停住了。全场鸦雀无声，只有针纳鞋底，牛吃草的声音。停了一会，她又说，“家里人没少说他，你别忒积极。你怪信着自己，众人信着你了吗？今天，真到这一步。浑身是嘴说不清。”这时在场的就有人说话：“我反正不信！人不能没良心！”
接着就有许多人附和，嗡嗡成一团。
一个小队副队长见众怒难犯，出来打圆场：“这也没说准这个事，只是落实一下。”
害人者心虚，不好再说什么，但不甘心失败，策划重选，将我父亲选下去了。父亲明之是阴谋，也没办法，就上告！
此时，三弟已当了大队书记。上级让他处理，他为难：父亲冤屈他当然知道，平反没问题。只是让他再当小队会计犯难：一是父亲年纪大，不适合再做这项工作。二是现任小队会计是高中毕业生。干得挺好。又是群众选上来的，提上来，暂时又没合适的位置。就答应以后再说，把事放下了。
改革开放以后，父亲的生活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儿孙事业有成，吃不愁，花不愁，他偏要坚持当小队会计。在他看来，名誉比金钱重要。他在乎“下台干部”这顶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