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父亲因癌去世，丧事办理完毕，母亲当着家里亲戚的面，把我们兄弟三叫到一起，将家里的债务码了一下，贷款、欠债总共高达九千多元，我额外承担父亲的一副寿材钱，在当时，人们把暴发户叫做万元户，而万元户在农村几乎没有，但我们家是名符其实的债务万元户。我无法形容那是怎样庞大的数字。我们兄弟三听到这巨额债务时竟然都嚎啕大哭。
母亲将米缸的最后一脸盆米端在桌子中央，跟我们兄弟三说：孩子们，分家吧。
我分摊了家里的一半债务，两个弟弟分了一半。拿到这些债单的时候，我难堪地摔门就要逃出去，躲得远远的，可想而知两个弟弟当时的心情。他们俩一个十六岁，一个十四岁。
母亲做出决定，两个弟弟都出门打工，我留在家里种田。对于母亲的安排，我觉得我是幸福的，也是幸运的，我可以天天守在家里有母亲陪着。两个弟弟那么小却要背井离乡，独立生活。他们的内心也会产生一万个不愿意，但我们必须要各谋生路。直到春耕开始，我才发觉我吃了大亏。
我不会耕田，确切的说我不会用牛，我只好硬着头皮用锄头挖地，我忙一天累得腰酸背痛也挖不了几分田，好心的邻居看我不懂，实在耐不住性子愿意和我换工，我帮他们插秧，他们帮我翻地。犁田不懂可以慢慢学，可种田要农药，要种子，要化肥……这些农用物资都需要用钱来换，我真的拿不出一分钱来，母亲让我把家里仅有的几只老母鸡拿到集市上去卖，我在庐江老南门的街道边摆了一天地摊也没有把鸡卖出去。
在我们村里的物资代销点，我来来回回的往返无数次，憋到嗓子眼的话终于吐出来：赊我点化肥、种子，我承担利息，哪怕是高利贷。可我得到的回答是：没钱进不到货，真没办法。
我虽然单立门户，但并没有和别人打过交道。别人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真赊给我，靠种田的那点收入，还要糊口，像我这样的债务大户，拿什么来还债？
父亲去世之后，就已经有亲戚不断催债了。生怕我们再有个什么闪失，所欠的债务无缘无故得流失掉，借新债是不可能的了。天无绝人之路，我想到再去贷款，我怀着试一试的想法，走进中国农业银行乐桥营业点，得知我没有财产抵押，也没有合适的担保人不符合贷款条件时我急得哭了，银行工作人员提议，你可以去农村信用社（现在改称农商行）看看。在农村信用社小墩营业点，我讲述了贷款事由，签了贷款意向书，终于拿到一千元借款。这是我经历的第一次成功借债，也是我手第一次拿到最多的钱，揣在口袋时，我感到不曾有过的沉重和欣喜，那是一种泪流不止的折磨。我不知道那时候的泪为什么那么多。
忙完田里的农活，我用剩余的钱买回一辆平板车，做起了轮窑厂拉车的窑工，做窑工更是一种艰苦的历练和磨砺。一天拉一万砖坯进窑可以拿到二十四元报酬，拉车是最辛苦的活，收入也是最高的。牛的肩膀为什么那么坚硬？不坚硬怎能承载千斤！我拉了三年板车，还清家里的债务。每一次拿到报酬，都无比激动，激动得几个晚上都睡不着。
我第三年还信用社贷款的时候，业务人员问我还要不要续贷，我颤抖着回答：我不空债了，还是还了吧。说完这句话，泪水竟又在眼眶里打转，被债折磨怕了的人，不空债的心情，我想，你懂的。
我成家以后，又去了中学代课。种田之外，又有了固定收入。虽然很少，但比完全依靠种田的农民要强一些，家里每年也养几条猪，对待生活，我们稳打稳扎，不乱花一分钱，渐渐就脱掉“贫”的帽子，甩掉“债”的尾巴。
也许我们曾今经历过没钱的难，也许是我们心软，我们兄弟都有一个特点，别人来借钱，不论远近、亲疏，下不了决心来拒绝。别人不还，我们也不好意思讨要。
我二弟年前的时候，在庐江本地接了工程，有个合作的朋友需要临时周转，一下子借走60万，哪知道那人借了钱就撤，找不到人影，我弟媳妇就埋怨，说他真是二孬子，什么人开口都借钱，这些年来不知道吃了多少亏。
我做推销的有一年，刚刚认识一个同伴，柯坦虎洞人，姓董，当时他还不到30岁。我们认识才不到一周，他打电话给我，手边紧，需要急用，我家里也刚刚卖掉收回来的晚稻，手边只有三千元钱，他向我开口就是三千。钱借过了，第三年我们自己家里盖房子，手边也紧，我试探着问董君，手边是否宽松，能不能想想办法。哪料董君回答：我自己都没钱用。仿佛我在向他借钱，我妻子就埋怨我，她要上门去讨要，一打听他欠了一屁股债，花天酒地，自己又不想着挣钱，近处都借遍了，只好向远一点的借钱花。十几年过去了，也没见董君还钱过来。
她们妯娌在议论的时候，妻子给我盘算了一下，我借出去的债，少的几百、几千，多的也有近万；近的几年，远的都差不多十几、二十年了，一个借条都没有，还与不还，完全凭着人家的良心。
关于债的问题，我儿子他倒很豁达，我妻子嘀咕的时候，他冷不防来一句：别人欠我们的，我们总不至于要躲躲藏藏，欠债的人就不一样，他不还钱就需要回避一辈子。
事实也是如此，俗话说：借是信任，不借是本分，但还，始终都是责任。债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没有了还债的心。决心有了，化蝶的机会也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