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濡目染：“口子美酒，有你就好。”是的，有“姐”也好。
从记忆起，陪伴我喜怒哀愁的似乎只有这个仅大两岁的“姐”，我俩从未闹过红脸。
我读小学四年级了，家里还是难得上街称肉。就算称了斤把重的猪肉，也总是和着一大把臭咸菜烧，闻香扑鼻就熟。随后父母便用二号“蓝边碗”送点给左邻右舍，这样一来一去的“肉”更稀罕了。
起初，我最喜欢吃肉皮，嫌弃肥肉油腻、闹人，精肉干硬、夹牙缝，烦得人死。唯有肉皮越嚼越有韧劲，牙齿“咕嗤咕嗤”磨动也好玩。后来，觉得肉皮难看，烧熟还能看清皮表耸立些许长短不齐的黑猪毛，恶心也矸嘴。我就笃定肥肉好、省事。吃时用筷子在两头夹夹就容易分离，夹不动，两头咬一下，肉皮和精肉都重回菜碗里。再后来，肥的吃多了，好拉肚子，也带腻了，就专挑肉块中的精肉。吃精肉欠得时间长，特别是烧辣酱的精肉，又香又辣，够味，超级下饭。而“姐”，从来没有抢过或流露丝毫不满。
年边我们那里的孩子大都在家撕芦柴，刮篾条，打芦席。天冷好生冻风，湿漉漉的苇条，瞬间冷冰冰，抖抖都抖不开。一天打三四匝，每匝五张席子，每张四六尺的。起早摸黑，她能不紧不慢地编织。我是懒腰直伸，手酸腿痛，蹲着架不住的，时不时还偷偷烘烘火。要知道，打几百张芦苇席子，不是玩笑，是你的事，你再捱，再拖，怕做，混鬼子工，也得必须完成。卖芦席是当时我们村子唯一的家庭副业收入。除此，她竟然能用芦苇编织储存稻子当仓库用的囤席。
大年三十，我从不出门，她就陪我玩“跳房子”、“翻格子”、“拣五粒子”，晚上就打那付残旧不全的老扑克：打上游，或抠十点半。昏暗的油灯下，我俩在火桶里烘火，守岁。12点钟一到就放爆竹，方能上床睡觉。
我读初中时，校园渐渐流行毛线衣。她先学打裤带，后来上街买羊毛线。她给我打了一件元宝针子的凹领的背心，有七八两重，黑色的，粗线，15元1斤的。当时我班穿毛线衣的不多，有也多是纱线的，不是羊毛的。感觉好暖和、好兴奋。不久她又为我打了一件绿色毛衣，一斤二两多重。至于那时她有没有给她自己打毛线，我到现在都想不起来。
上大学了，我偏偏得了甲型急性肝炎，休学在家。赤脚医生打针不方便，她就给我打针，用的药是肌苷、庆大霉素的，还有青霉素，混着打。越打越恐惧，屁股肌肉一收缩，有次竟然连针头都拔不出来，针杆被凝结了。她也害怕，我也苦得很。我建议她拿老虎钳来拔，我能忍得住，总算拔出来了，针杆弯弯的，好几天半边屁股肿得老高。前后断断续续打了两个多月的针，我也怕把她传染，就在我家堂前开了一张竹床，单独睡。吃、喝、洗，由她全权负责。我终生难忘那段祸不单行的不堪回首的日子。
再后来，我谈了女友，第一次选的就是去她家玩。她住在繁昌县红花山下，倾其所能地招待：板鸭，卤干子，卤猪耳朵的，凉拌黄瓜丝，红烧竹笋，芹菜肉丝的，还买了几瓶啤酒、雪碧。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那倒是农村了不得的盛宴。
呵呵，再再后来我孩子出生时，我竟然不知道她也生了二胎，比我孩子还早生四天。
到现在，有些事除她之外我都不会倾诉。她当然不会泄密，能想法子就想法子，不能想法子就提出建议，问题总归什么都没有大不了的。她那意思就是当下所时兴的一句：人生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偶尔她来我家，送点粽子或干笋，和她弟媳在针线活计上也能聊得投机。
怎么说呢，她来了，心里暖暖的，真想送给她一束洁白的康乃馨。有“姐”真好，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