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纹显示我的命运之糟，据说四五千人才有一例。不过初看上去，我的命运前景却一直都是出奇地好，所以到哪我都是公认的人才，但哪都不是我的久留之地；到哪都有爱神张网以待，但哪路爱神都在触手可及的关头又突然悄声匿迹。
因为近似的霉运常常扎堆出现在同一年里，使我的运气常常呈现出鲜明的年度特色，比如某某年是我的血光之灾年，某某年是我的遭遇小人算计年，某某年呢，则是我的尴尬误会年，甚至还有几个年份因为多次死里逃生的经历（每一次遇险如果没能扛过那道坎都会死得很难看）而很像是个大难不死年。仅以某个血光之灾年的一天为例，那会儿我在打零工，一天早上还在梦中，一个老乡砸了下我的铁门说了声“长风厂卸货，想去的话速度！”就自己先跑了，我从床上弹跳起来简单地套上衣服象征性地抹把脸准备出发，紧急关头却鼻血如注欲止不能，眼看晚一步这趟活就没我什么事了，只好捏着鼻子往前冲，好在到了长风厂鼻血不再流了，但小半天的工作中，直到我把转货的板车涂得到处是血都不清楚自己又把哪伤着了，干罢活往回走，一辆摩托车从后面冲过来，五六个人结伴而行单单就把我给撞了。也就是在这个血光之灾年里，我经常暗自吃惊地发现如果哪天我有幸躲过了血光之灾，一起搭伴接活的零工中往往总会有人受点皮肉之伤。随着学术思想的进一步成熟，我满以为2019年将是我事业成就突出重围个人命运否极泰来之大好时机，没料想开年之初网络机器人抽得一签，签文说本年度系小人当道年，虽有小女人倾力相助但难撼小人当道之大势，云云，年关才过，签文内容就不差分毫地在我身上应验了。
当邮局拒绝投递我的论文的时候我并没有失望，当换了几家快递公司我的论文稿都进不了某核心期刊编辑部的大门的时候我也没有失望，当在线投稿的某核心期刊编辑连内容提要都不看就以“审阅和研究”的结论退稿的时候我还是没有失望，然而，当多篇学术杂谈投稿被网易邮箱拦截的时候我突然就没了继续前行的动力了，在错误的时代选择了错误的事业注定不会获得想要的成功。如果不是哲学经济学大师们占着茅坑不拉屎，中国岂会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学潮的发生？如果博学睿智雄辩的李大钊还在，这一场臭名昭著旷日持久的学潮岂会演绎成一次遗臭万年的政治暴乱？自视甚高的“天之骄子”们被狼子野心的敌人当枪使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了自己的祖国，可有哪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出来表示过丝毫的歉疚了吗？长期没有科学的经济理论指导，可有哪位经济学大师出来对反腐败越反越腐败的困境宣布过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了吗？这些人骨子里如果还有点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中国至于连邮局都不惜践踏宪法检查、拦截私人信件以捍卫学术的专横吗？这一刻我恍然大悟一个泱泱大国，为什么史学大师的见识常常羞对神剧的编导，为什么经济学大师的雄文往往常常不如唯利是图的奸商的小算计，忽然明白了为什么中国的期刊和论文泛滥成灾而真正的学术原创论文却找不到发表的园地，明白了为什么满纸低级错误的论文常常作为特稿在中国期刊界转来转去。
事业沦为镜花水月，情感世界的空白就让我无法不对命运的不公心生怨恨，虽然眼下单身的社会精英是越来越多了，但对自幼崇尚女权向往浪漫的爱情的我来说，年过半百依然孜然一身使我无法原谅命运也无法原谅我自己。哪怕是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姻，即便情感世界乏善足陈但好歹能给生命一个交待。如今人生的美好都成了过去，国家的忧患也人微言轻爱莫能助，活着的理由还有吗？
印象中死得最为潇洒的莫过于马寅初了，老两口穿戴整齐躺在床上就终结了自己的生命，但马寅初的死是一种宣言，一种抗议，而我不抗议谁也不宣示什么，我只是觉得公私两空万念俱寂，人过五零感觉活得有点太长而已，自杀只会徒增无谓的猜忌和是非，使自己不得安死，这不是我想要的死法。对我来说，死亡的最高境界是死前不惊动任何人，死后不受任何人打扰。
这些年死于癌症的人空前地多了，我感觉对癌症的恐惧才是他们真正的死因，而我倒是期待着什么癌来捎我最后一程，一辈子身无长物，临了带一身鼓囊囊的癌细胞去见马克思或许是个不错的结局，但我知道癌症这事儿你越期待就越没希望它来搭理你，所以究竟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离开这个爱过恨过最终欲去之而后快的世界，将是未来最费脑子的事了。 贝利亚心里有一长串必杀的名单，我的脑海里也有一大把必图后报的恩人名单，但事业爱情转头成空，这些人都成了我无颜面对江东父老了。对这些人，最好的感恩能而且只能是不要打扰人家。而我自己，将把避世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