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大的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话虽直指房地产过热的情况，但并未让市场冷下来。现在想在城里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对不少人来说，仍是难上加难。其实面对高昂的房价，并未现在才有，而是自古有之，只是古人自有其诀窍罢了。
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鲁迅，刚参加工作时，由于收入不高，就只能租房子住。其实民国时期的房价并不算太高，可普通老百姓的收入更低。就拿武汉来说，在民国二十年前后，想在武汉买一套上下两层、占地100平米左右的小公寓，至少需要2000块大洋。而当时武汉的工薪阶层，一个人的月平均收入不会超过十块大洋，除掉吃饭穿衣看病，基本所剩无几。
与鲁迅相同，也是文学家的蒲松龄，房子却是自己建的。其实蒲松龄算是少年得志，虽说十九岁时就成了省里的童试第一，可直到七十一岁时才得到个岁贡生的功名。好在那些年月里，蒲松龄是乡里的廪生，每年有政府相应的补贴。生活是有了着落，可是住房呢？面对家里的四子一女，没有办法，只能自己建罢。可并不是想建就能建的，因为蒲松龄连建房子的钱也拿不出来。最后只能盖了一间很小的茅草屋，自取名绿屏斋。为了庆祝自己的新房落成，蒲松龄还赋诗曰：“聚垤蚁为风雨计，衔泥燕作子孙谋。茅茨占有盈寻地，搜括艰于百尺楼。”
和蒲松龄基本生活在同一时期的还有晚清重臣——曾国藩。他不仅影响着晚清的政治、军事、文化和经济，同时也是我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贡献如此大之人，年轻时候也曾是“蜗居一族”。
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三月，第一次会试名落孙山之后，曾国藩就决心留在京城好好学习参加第二年的会试（皇太后六十大寿，增加会试一次是惯例）。他如同大多数湖南来的考生一样，最初几天暂住在宣武区椿树胡同的长沙会馆里。几天之后曾国藩就在附近的南横街千佛庵，租了四间屋子，一来是为了更好的学习，二来也是给长沙会馆少些麻烦。
而到了道光二十年的七月初一，曾国藩却生了一场重病。由于在千佛庵没有人照料，曾国藩只能搬到了骡马市大街南果子巷外的万顺客寓。十月初六，病稍好的曾国藩就又从万顺客寓搬到了果子巷南头贾家胡同的鞑子营关帝庙内。那是个小跨院，三开间，院中花木扶疏，颇为宁静，也适合病后休养。只是很快就接到了父亲写来的书信，说其妻小将来京，曾国藩只得继续找房子搬家。
当我们继续往前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仍有不少同样的“蜗居族”。白居易因买不起房，就曾赋诗曰：“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因一直在小胡同里租房，欧阳修也感叹：“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闲坊僦古屋，卑陋杂里闾。” 最有意思的是李白，一首《静夜思》也被不少人理解为“买不起房”的“诗仙”。